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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孙竞昊︱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为《五七两地书》而作
  • 时间:2018-01-11

  引子:殊途同归的父辈

  朱汐女士的父亲刘禹轩先生(1926- )和我的父亲孙念久先生(1931-2015)于1958年初分别在青岛、济南被宣布劳动教养后,先是被发配到荒无人烟的莱州湾寿北清水泊,次年被转往鲁中王村附近,成为新成立的劳教单位山东生建八三厂的“元老”。解除教养后,刘回到青岛原单位,继续做带“戴帽右派”;孙则留厂重新就业,转为“二等公民”(“二类人员”)。他们虽然曾有过共同熟悉的友朋,但彼此并不认识,尽管在那非人的历史时空里或许于数万名负轭而行的囚徒中邂逅过。

  几年前,作为“黑二代”(或曰“难二代”)的朱汐和我联系上了。她正在整理其父母留下的文字记录,并不停地走访父辈难友,务求多重印证。她数次实地追寻他们落难的足迹,如依旧荒凉的清水泊——那里有许多匆匆掩埋的冤魂,当然还有八三厂——这里有我幼时的记忆,是我近年来断断续续在做的一部父辈劳教口述史的故事发生地。

  朱汐姐邀我为她父母在1958-1962年间的书信集《五七两地书》写点东西。我有些踌躇,接触这类题材的心情是沉重、压抑的,这也是我那部口述史迟迟未竟的一个原因;但我义不容辞。家父留下题为《人·鬼·囚》的自传,主要内容为在八三厂的经历。王村比邻蒲松龄的故乡,三个多世纪前,这位落魄的乡村塾师虽然孤贫,却可以自由自在地杜撰神怪灵异,浮想出一幅幅天上人间仙景,而朱父、家父这帮知识分子囚徒则在思想和人身的枷锁下演绎鬼的故事,救赎加在他们身上的深重罪孽。

  2014年夏末家父被诊断出胰腺癌后,作为“离休”干部,得到了很好的治疗,生命延续了近两年的时间。但这最后的两年里,他的情绪波动不定。他本来一生颇为刚强,1978年初平反前夕还赋诗:“壮士可杀不可辱,归天再做百年囚。”客厅里长年挂一大字“直”;对联为:“生平只写一字直,到老不倒发一根。”但他在人生最后时光里常出现惊慌的症状,甚至表现在通过服用抑制性药物而出现精神恍惚状态之后的胡话、梦呓里。这其实是近一个甲子之前就埋在心底深处之恐惧的本我流露;他终其一生都没能进入“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状态。他清醒的时候,几次嘱咐我要把他的自传和我的口述史付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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