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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鎏金舞台四百年——古典作曲家荣衰史
  • 时间:2018-01-11

 

  乐正禾/文

  “作曲家是最崇高的”?

  假如我们将影响十九世纪一部歌剧诞生的各种角色归纳如下:作曲家、歌唱家、剧院经营者、赞助人,在大众心中,谁的地位更加崇高和重要?基于不同的学科和视角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音乐的艺术史与社会史是解读音乐最主要的一对学科。一般来讲,音乐学视角下艺术史围绕作品为核心,它关注题材、体裁、作曲技法以及乐器的发展史,惯用的阐述方法是研究作曲家在各自历史阶段的突破,以及互相的风格影响等。它的精髓可以概括为:所有的一切围绕在艺术作品的生产一端。

  音乐的社会史则寻求作品题材或体裁的社会解释,更关注艺术作品的产出端与消费端的关系。甚至音乐社会学本身的历史亦构成“音乐社会学史”,这些学科的特点是共通的,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社会学视角。

  对于普通人来说,音乐学充满了复杂的音调理论及和声问题,与其相比,社会学视角更贴近大众的一般性认知。但实际上,社会学视角下的音乐史不论在国内,甚或全球皆是相对偏门的学问。美国学者苏皮契奇在其著作《音乐社会学导论》中曾提到:或许这缘于音乐家及音乐爱好者们有一层特别的顾虑,他们反对艺术和艺术作品的美学价值被变相庸俗化。尤其是音乐美学中的自律论者,认为过于关心艺术背后的种种“事实堆叠”,会脱离艺术本身,甚至是对艺术作品的亵渎。

  站在音乐艺术史角度,作曲家该当在音乐事业中排第一位:艺术品的直接产出者正是他们;演绎者则是第二重要;排在其后的是剧院的经营组织者;而赞助者和上层政策充其量是个背景介绍。

  “作曲家是最崇高的”这是接受基础音乐教育的大众对于艺术事业的印象,然而有趣的是,在社会学视角下观察他们的社会功能,这一切就发生了倒挂式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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