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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兼︱追忆孔飞力②:翻译《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 时间:2018-02-10

  但当年这么一来,我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那时,正是我在写自己的第二本英文著作《毛泽东的中国与冷战》的时候,其他事情也多不胜数,实在没有多少可以用来做翻译的时间。陈达凯又盯在我背后,只要通信或见面,一定问“《叫魂》翻译得怎么样了?”反而是孔飞力先生,老神在在,从来不问翻译进度的事。

  1997年,我到哈佛大学开会,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老友刘昶邀我去家里喝酒吃饭。记得在座的还有朱学勤。不知如何,谈话转到《叫魂》上来。刘昶说,他也喜欢这本书,教中国近代史时,也在用这本书当参考教材。刘昶史学功底深厚,文字又好,做事也认真。再加上,我们两人认识既久,相知亦深。要找人合作翻译《叫魂》,还有谁比他更合适?于是,我当场拉他“入伙”,他答应了。我和刘昶都是历史科班出身,又都在美国大学任教有年,但这件事,我们做起来仍然不敢怠慢,我翻译前五章,他翻译后五章,再相互校读译稿,最后再由我统校,对译稿一改再改,对文字再三推敲,前前后后做了两年多才完成。

  译稿已成形时,我专门向孔飞力请教了他的中文名。当时,在各种论著中,他用过的中文名字,除孔飞力外,还有孔菲利、孔斐力、孔复礼等。我写信给他,询问究竟应取哪一个。他说,他不喜欢孔菲利或孔斐力,孔复礼已经不用,还是用孔飞力。《叫魂》出版时就遵照他的意思,用了孔飞力这个名字。但不知为何,后来我们的《叫魂》译本在台湾出版时,又用了孔复礼。我问过孔飞力,他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孔飞力还说,他写这本书,完全不是什么“仔细策划”的结果,而是一件由近乎偶然的经历和“灵光一现”而造成的“副产品”。1984年,他到中国访学,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看到了一大批乾隆朝“剪辫案”的档案材料,他的写作灵感来了,研究也随之转向,不几年时间,就写出了《叫魂》。听上去,这似乎是一段“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但偶然中包含着必然。正是产生于多年积累的真切的“中国意识”,以及将栩栩如生的故事讲述和深刻的宏大思索糅合一起的本事,让孔飞力这本关于“盛世妖术”的书,不仅在美国及西方学界获得如潮好评,更在中国读者中,心有灵犀一点通,产生了巨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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