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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兼︱追忆孔飞力②:翻译《叫魂》《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 时间:2018-02-10

  四

  我和刘昶翻译《叫魂》,算不得快。但若和我翻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所经过的年头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做完《叫魂》中译本后,我下决心再不沾手“译书这样的活了”。其他事情太多,翻译学术著作这件事,在美国大学又从来不算“成果”的。几年里,我和孔飞力没有什么接触或电邮来往。记得有一次,我和时任《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的孔安(Anthony Kuhn)通电话(因为我写过《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形成之研究》,孔安在冷战史、朝鲜战争史等历史问题上采访过我几次)。孔安突然说起:我父亲讲到过你,向你问好。我一愣,突然明白了,说:你是Philip的儿子?他说;是呀。不由得一声惊呼:天下真小。我们当时就说好,有空时要聚一聚的。十几年过去了,孔安换了几个工作。我只是不断地读到他发表的东西,我们还是没有见过面。

  孔安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提问

  孔飞力的照片

  后来,到了2002年,由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贝尔女士(Muriel Bell)的缘故,我又和孔飞力重新联系上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和威尔逊中心出版社联合搞了一个“国际冷战史研究”丛书,在斯坦福方面,负责的正是贝尔女士。同时,她也是斯坦福东亚和中国方面书籍出版的主管编辑。那几年,她先后请我审读过几篇书稿,其中两篇,一篇写的是中美关系,另一篇是关于林彪事件的。这一来,我和她有过不少电邮和电话往来。不知怎么,谈到了孔飞力和《叫魂》。我说,我和刘昶将这本书译成了中文出版了,在中国卖得很火。她说,孔飞力的一本新著《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要在斯坦福出版,她和孔飞力要在美国亚洲学会年碰面。正好,我也要去开那个会。于是,也和孔飞力接上了头,约定在年会上碰个头,说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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