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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始终受这部书的滋养
  • 时间:2018-06-21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一书原是遇安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系列讲座的讲稿,高坛设座之际已令听众折服并大为获益,今将十个专题裒为一编,而更有了置于案头随时阅读之便。虽然已无讲演氛围中的“现场感”,但丰厚的内容、简净的文字,依然散发智者的气韵。

  按照当今的图书分类,此著该算作“普及读物”。普及读物的写作,难度实远过于专业著述。作者须站在学术前沿的位置,有洞晓成说优劣的目力,有理棼治丝的本领,取精用宏,论证得宜,举重若轻,都是必须,而叙述简明扼要尤为关键,全容不得半点含混。《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既是作者多年悉心研究之成果的综合,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烂熟于心自是题中应有之义。遇安师虽然未曾从事西方物质文化史的专门研究,但对此从来不乏关注,且时时用为考证的参照。胸中有此一份对照清晰的中西历史年表,便随时可用来互为坐标。农业与膳食,酒、茶、糖、烟,纺织与服装,建筑与家具,交通工具,冶金,玉器、漆器、瓷器,文具、印刷、乐器,武备,科学技术,古代物质文化之方方面面,究竟哪些出自中国的创造,创造过程中又有哪些是本土因子,哪些是外来因子,中外融合的契机是怎样的,这些人们颇为关心却往往难得确解的问题,在此都梳理得一清二楚。

  着眼于事物发展的关节点,揭橥起源和演变,既有宏观的鸟瞰,更有细节的发明,而这细节的发明,尤其是此著特色。比如《交通工具》题下关于马镫与蹄铁的出现,中国和西方情况的各不相同,其中原因何在,等等,便都说得清楚明了,题无剩义。比如《冶金》一题中“冶铁”部分的述论,“建国以来,在科技史研究的许多领域,大都是逐渐积累材料,一步步深化认识,但在冶铁史方面,新发现却仿佛井喷一样,使人目不暇接,传统的老看法这时几乎被全面刷新了”。然而究竟如何被全面刷新,却是有赖于这里提纲挈领言之有据的精准叙述,方使一般人不易弄清的问题粲然于眉睫之前。考校物质文化,实证固然可贵,然而实证材料的认识与运用,却少不得清醒明智的辨析,《纺织与服装》一题关于上古“蚕茧”与“蚕纹”的论辩,关于胡服女子之地位的分疏,便正体现了这一点。而后者本是近年讨论较多的话题,发言者却多将意见建立在对图像的误读,考证得出的结论自不免与史实相悖。“读图时代”,对读图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书”之说,取自顾文豪《何为“大书”》一文,文章虽然不长,却很得此著要领,不妨征引如下:“孙先生自谦此著乃‘小书’,聊供读史者格物之一助,在我看来,此恰为不折不扣的一部‘大书’。全书足见作者之广核博通,大抵已包揽古人之日常生活,且无前此同类作品多偏于文人生活之弊,就中尤以酒茶、建筑、家具、武备等章节令人印象深刻。博通之外,论述亦精核。语言晓畅平朴,材料择取极见功夫,不蔓不枝,多以实物图样例证之。而十章所论,虽多系常识,粗陈梗概,但皆为孙先生多年蕴蓄涵养以成,故亦足便初学,后来者当可以此为津筏。处处见学养,而无学问之倨傲;文采清通流利,却不见做文章的技巧;所谈物事,雅俗兼备,对古代物质文化之诚敬笃实则始终如一。此方为‘大书’。”其所述读书体会,大约会是此书读者的共同感受。

  文章说到书中十章所论,多系常识,诚然。我想,这里所谓“常识”,意在表明它本是大家应该掌握的知识,然而事实却非如此,甚至相反,大多数人对于这本书里讲述的“常识”,是缺乏体认乃至完全不了解的,而这“大多数”中也包括了从事各项研究的学者。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教育从来缺少这一环,学校里学到的历史,多是以文献为主构成的政治史或曰政权更迭史以及制度史,古代日常生活之细务,却从来不在教程之内。现代考古未曾兴起之前,我们没办法掌握这方面的知识;现代考古兴起之后,尚鲜有学人致力于这一学科的建立,因此至今高校里没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这一项课程。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事。依凭现代考古而逐渐明了的古代科学技术,比如冶铁、纺织,等等,已经可以建立在以可见的历史遗存为据的基石之上,前人依据文献苦苦探索的古代日常生活之细务,今藉相应的实物资料而终得明其究竟,因此倚仗考古学的贡献,“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有条件成为一门学科,理应步入课堂,成为基本常识。果然如此,那么学文、学史,学习各门艺术的莘莘学子,日后从事专业工作的时候必会少犯许多常识性的错误。作为普及读物的《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其实也是具备了教科书性质的,期待它能够早日走进课堂。

  这里更想说的是,追随遇安师问学将及20年,我始终是受着这部“大书”的滋养:在它尚未以有形之书问世之前,早已是一部无形的书。

  这一部书的最初入手处是《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它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从70年代就开始了,那是在江西鲤鱼洲干校时所从事的“地下工作”。书的图版草样遇安师后来送给了我,原是100多页的米格纸用穿钉钉起来一个厚厚的本子,每一页安排一个小题的图版,或用笔钩摹,或粘贴剪下来的各种图样,而一一排列得整齐有序。《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的修订本三年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规模超出初版1/5强,图版更换了近一半。从初版的1991年至于今,各地汉代考古的新发现经过梳理和考辨悉数补入其中。这一部书所体现的科学精神,用黄侃的话说,正是“一曰不忽细微,一曰善于解剖,一曰必有证据”。最让人钦羡的是作者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熟悉和对科技知识的掌握。对此遇安师总是说,我知道的只不过是常识。然而正是各个门类常识的积累且日复一日炼就火眼金睛,因此可以发现人们已是习以为常的谬误。

  遇安师尚有一部至今没有出版的书稿,名字叫作“物原”,还有一个副标题是“中国科学技术及其他文化事物的发明与起源”。它也写作于70年代,用的是当年流行的一种红色塑料皮作包封的笔记本,三册合为一编,装在一个自制的函套里,总题为“第一部分”。“物原”共设词条500余,每条字数或数百或千余,并且多有陆续增补之什,末附引用文献数百种,类如经过整理归类的读书札记,性质则同于一部中国古代科技小百科。“物原”中的不少条目后来都发展为很有分量的专论,那么可以说这是由常识而成就的真知灼见,而这一部手稿也正使我看到了“常识”之积累的奥秘。

  曾有人称遇安师“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对此极力否认。当今时代,靠了各种检索手段,也许胸罗“百科全书”并非难事。但仅凭检索而得到的知识,似乎难以避免“碎片化”,而贯通中外,融汇古今,打通文史,以求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生活有全面细致的了解,现代检索手段之外,尚别需一种思考辨析的功力,有形之“大书”,必要无形之“大书”为支撑的。

  勤于求知,独立思考,这是我问道遇安师以来略略窥见的治学境界,我视此为求学的门径,也把它当作自己一生的问学标准。至于做到这一点,是否就会卓有成就,当然还要看个人的才力和天分。不过无论如何这是对学者的最基本的要求,或许竟可以说,是最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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