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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观风望气:《屠绅年谱》题笺人考辨
  • 时间:2018-09-19

中华书局新出《启功先生题签集》,安迪兄写了一篇《题签故事》刷屏。文章从沈尹默先生的题笺引起,然后拈出一则小故事:“前两天看到复旦大学孟刚先生的微信,说他去苏州拜访沈燮元先生,当面问沈老他的《屠绅年谱》的书名是不是沈尹默题写的,沈老说是吴湖帆写的,当年托顾公硕先生求的。再找出‘屠绅年谱’四个字看,确实很像沈尹默写的。”
我也在朋友圈看到过孟刚兄的微信,但印象不深,这次随文刊出《屠绅年谱》的书影,一见之下则大为惊诧,这四个字根本就属于“非沈尹默不能为”者,怎么会扯到吴湖帆了呢,推想一定是安迪兄弄错了。

《屠绅年谱》书影
后来在上海看到安迪兄,叙说如此之后,他又抛给我两封沈燮元先生当年写给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信,都说到题笺的事。1957年11月12日的信说,随函附“吴湖帆先生题笺壹纸”,并叮嘱“封面上不必印‘吴倩题’字样,扉页可照印”,括号内解释说:“式样依你社出版之《元次山年谱》即可。”次年1月28日又有一函,专门交待题笺事宜:“《屠绅年谱》有题字一纸,已于去年十一月随同稿件一并寄上,内有‘吴倩题耑’字样,请你社在铸版时,此数字不铸,仅‘屠绅年谱’四字即可。”
沈燮元先生写给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信
两信都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档案中检得,不仅可见沈燮元先生记忆无误,还证明吴倩(吴湖帆)之题笺当年确由社方收讫。如此,《屠绅年谱》题笺的问题,当事人沈燮元先生口述历史属人证,函札则是物证,事实俱在,可算是铁板钉钉,不容翻案。但我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道理很简单,一流书法家都有排他性的书写特征,沈尹默与吴湖帆的书法风格泾渭分明,这属于“望而知之”者,弄成现在这种局面,其中必有蹊跷。
既然“说有易说无难”,那就从“有”开始证明。
浙江人美新出一套“微距下的沈尹默系列丛书”,多数都是沈尹默1950年代的作品,时间接近,正好可以用来比较。
字帖中有“年”字,与题笺中的“年”字,无论字形、笔顺、空间结构、提按使转,都高度一致。
 “年”字对比
没有找到可供对比的“屠”、“绅”、“谱”三字,但偏旁部件仍具有比较价值。沈尹默行书言旁写法很有个性,选“误”、“许”、“谓”与“谱”字的言旁比较;沈书绞丝旁也与众不同,选“绿”字以见一斑;另外,“尸”、“者”、“申”也能找到可供比对的字样。
“误”、“许”、“谓”与“谱”字的言旁比较
绞丝旁对比
“尸”、“者”、“申”对比
相对于今天影印技术的图像还原程度,书名题笺使用的是照相铸版,图像信息损失甚多,尽管如此,图像比对仍能看出题笺与沈尹默同期书法的高度相似性。不仅如此,还找到一张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出版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书影,“年谱”两字的写法与《屠绅年谱》题笺如出一辙。遗憾此书没有记录题笺人,虽然从风格看显然是沈尹默的作品,毕竟不能用作决定性证据,不然也就可以定谳了。
《王荆公年谱考略》书影
另一方面,吴湖帆留下的书笺也很多,风格同样鲜明而且稳定,随选一例可概其余。我本打算从吴湖帆《佞宋词痕》手稿中辑录组装“屠绅年谱”四字,以显示与题笺的差别,仔细一想却又放弃了。集出来的字只能证明吴湖帆可能按照这种(指集字)风格书写,但无法证明吴湖帆就不会按照那种(指题笺)风格书写。
吴湖帆留下的书笺
既然图像不能证明必无其事,那就又回到文献中找寻线索。
《屠绅年谱》1958年交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该社年谱系列同期出版者还有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孙望《元次山年谱》、邓广铭《辛稼轩年谱》、姜亮夫《张华年谱》《陆平原年谱》等。这些年谱封面都是手写书名而无题笺人署款;扉页多数也是手写,部分有题笺者的款题,如《唐宋词人年谱》为马一浮题,《辛稼轩年谱》为夏承焘题,信息最全者为《元次山年谱》的扉页,除书名外,还写有“孙望撰,胡小石题”字样,此即沈燮元先生在11月信中用作举例者。
《元次山年谱》扉页
沈先生此信絮絮叨叨中透露出仔细,本意乃是希望此书在版式设计时,扉页保留“吴倩题耑”四字——不管是需要借重题笺者的声威,还是表达对题笺人的敬意,保留“吴倩题耑”都是恰当的。可是1月28日函的态度截然不同,此信专就题笺说事,慎重交代笺条上吴倩题耑字样,“在铸版时此数字不铸”,言下之意是收回前函的主张,叮嘱扉页也不要出现此四字。
何以如此呢?《吴湖帆传略》提到,1957年政治运动中,吴湖帆虽然从“右派”边缘奇迹般地开脱出来,但“他并不轻松,儿子述欧因为替他写检查,堕入了‘右派’行列,这无异于代他受过”(戴小京《吴湖帆传略》,上海书画社,1988年,98页)。吴湖帆政治身份的危机发生在1957年底,推测沈先生后函提出铸版时删除题笺人吴倩等字样,正是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不然也不至于有此前后矛盾的举动。
古典文学出版社就在上海,编辑诸公出于职业习惯,对风险的掌控远在“书呆子”沈先生之上,于是干脆就不用吴(湖帆)笺,另请沈(尹默)题,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出书时编辑有没有知会沈燮元先生,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说过,沈先生久而忘记,毕竟托顾公硕求字,为署名事反复折腾,印象太深,改换他人的情节很快就在记忆中淡化了。
另一种可能是根本没有告知,从编辑立场考虑,作者提供了名人题笺,如果不是特别重大的理由,实在不应该替换成另一位名人的字迹,现在这种情形,其实不太好向沈先生交待,于是准备蒙混过去。沈先生尽管有美术功底,自己书法也当行,取得样书以后完全沉浸在出版的喜悦中,无暇顾及书名字迹“走样”;再加上先入为主地认定这是吴湖帆的手笔,对书法细节上的差异,误以为是“铸版”带来的偏差,也就没有深究。其实,按照孟刚兄的说法,他询问沈燮元先生时,已经把“沈尹默”三字引出来了,而沈先生依然坚持是吴而非沈,至少说明,晚年的沈先生在认真看了笺条以后,还是没有改变判断,可见原来记忆之深刻。由此看来,编辑根本没有告知更换题笺人的可能性更大,不然经过孟刚兄这样诱导,总会勾出老人一丝丝的印象吧。
【按】
文章写完,忽然看到沈燮元先生2015年6月8日接受学礼堂访谈,有一段专门提到《屠绅年谱》题笺情况:“这本书的题笺,还是请吴湖帆先生写的,瘦金体,很美。可惜当时把写有题笺的一页宣纸拿到出版社去了,没留下来做个纪念。”沈先生记忆中,吴湖帆所题是瘦金体,这也是吴湖帆经常用来题笺的字体,风格与沈尹默笔下的王字相差甚大,当年新书出版,沈先生居然没有分辨出来,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
(沈燮元先生致古典文学出版社两函由安迪兄赐下,吴湖帆先生题笺书影由叶康宁兄提供,谨此致谢。)
安迪附记:
今年上半年写的小文《题签故事》,谈及《屠绅年谱》封面题签的故事,承王家葵先生详加订正,如老吏断狱,铁板钉钉。我在佩服的同时也感到惭愧,因为那篇小文章还有一个大错,容我“坦白从宽”:
拙文提到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的封面题签时说:“其实那是周汝昌集了顾随的字,顾随自己都没能看出。”前一阵看到徐俊先生微信转发赵林涛《顾随和他的弟子》(中华书局2017年版)书摘,其中说到《红楼梦新证》的出版,是当时在棠棣出版社的文怀沙张罗安排的,改原书名《证石头记》为今名,“还特意邀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写了书名”。那我怎么会说是周汝昌集了顾随的字呢?
周汝昌当年寄书给老师顾随时,玩了一个狡谲,不明说书名是沈尹默所题,而“以为颇似默师大笔”,让顾随猜。顾随回信说:“述堂(顾自称)乍见,亦以为尔。细审之后,真应了禅宗大师一句话:‘虽然似即似,是则非是。’最大的马脚是:出锋皆不健不实。”顾随还仔细分析了这几个字的笔画,结论说:“确是默老结体之法,然而不熟不精,勉强之迹宛然在目,决非老师亲笔也。”然后猜测可能是弟子,也可能是沈夫人。而闵军所撰《顾随年谱》说:“据顾之京(顾随女儿)注释,《红楼梦新证》初版的封面书名题字是周汝昌集老师顾随的字而成的,但事先并未告知老师,所以才引发了先生于此信中一大段关于题字的猜想。”(中华书局,2006年9月版,247页)
而周汝昌集顾随的字作为《红楼梦新证》的书名,是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时的封面,并不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时的封面。顾随已于1960年9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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