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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安息日的操练或准备
  • 时间:2018-09-21


原来,也有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反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歌词的前半句,尤其是“不止”一词,分明就是认怂,甘愿忍受“眼前的苟且”——无法改变的现实,像一块烧热的铁板,不可触碰,浇上一勺“诗和远方”的鸡汤,转眼就没了。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反正,过去这两年来,每次看到这句话,我就忍不住想回怼过去:谁苟且了?你才苟且呢。
诚然,生活艰难,让人焦虑不安。有几个人既有条件又有勇气,撂下一句“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就辞职了呢?还不是夜里想想千条路,早上醒来走老路。为什么总是想去远方,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去了远方,你又能怎么样?古人说,闭门即是深山。那至少有“中隐”的段位,好像很超脱的样子。要是穿越到今天,他又会怎么样?电话、电视、电脑进入客厅和卧室,手机比最亲密的人还要不离不弃,上马桶,下厨房,如影随形,同床共枕。它们日夜不息地传播、推送信息。信息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一只手是权力,一只手是资本。它们“治理”(福柯用语)地球表层空间,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无所不用其极。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在空间里翻跟斗,没戏。
好在我们还可以跳出“空间”来看问题。在英语、法语和德语里,“生活”和“生命”都是同一个词。它们指向同一段时间。好比你听到有人说,“爱你一生一世”,你只会想到时间,而不是空间,不管它是黄金屋还是茅草窝。不管空间如何改变,就算一天之内飞几个国家、几个城市,生活终究还是在时间里过下去,直到生命终点。
每天早晨,从睡梦中醒来,藉由呈现在眼前的熟悉的或陌生的空间和物,我们分辨出自己所在何处。在各种含义上,空间和物让我们有了着落。赫舍尔说,空间,以及空间里的物,之所以让我们沉迷,是因为对我们来说,“实在就是物性,由占据空间一隅的物质所构成”,而当我们面对非物质的、“于我们而言就好像毫无实在可言”的时间,就会手足无措;然而,我们只能承认,“世人不可能躲避时间问题”,“我们只能在时间中掌管时间” (赫舍尔:《安息日的真谛》,邓元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10、11页)。正如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诗云:“只有通过时间,时间才被征服。”(Only through time time is conquered.)

赫舍尔:《安息日的真谛》
作为波兰出生的美国犹太拉比,赫舍尔在犹太教信仰中谈论安息日。在他看来,“犹太教是个时间的宗教,以时间的圣化为目标”,犹太教所设立的礼仪可以视为“关于时间之诸般意义形式的艺术,宛若时间的建筑学”(11、12页)。我们这些没有福分皈依某种宗教信仰的人,得到的补偿是可以对所有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当然也可以分享赫舍尔对时间、对安息日的阐释。他所说的大都与我们息息相关,有如Beyond的歌:“我们虽不在同一个地方,没有相同的主张,可是你知道我的迷惘。”

据说,上帝当初创造天地万物,用了六天,“第七日,创世结束,上帝歇工。他为第七日赐福,定为圣日”(《圣经·创世记》,冯象译本)。这是安息日的由来。
后来,人们按照这个节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又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如此循环往复(至于再后来变成了双休、三休,那是后话,按下不表)。人不能一直工作而不休息,休息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这是我们通常的理解。但是,赫舍尔说:“安息日非为工作日而设;工作日反为安息日而设。安息日不是生活的插曲,而是生活的高峰。”(25页)他提醒我们注意,上帝以三记动作标志出第七日:安息、赐福、定为圣日。也就是说,在不可工作的禁令上,还加上了祝福,以及对圣洁的强调。在世俗的意义上,可以这样理解:固然只有从事生产劳动,才能维系生活,可是,生命的重心在于生活,而不在于生产。如此,站在犹太教门槛之外的我们也不妨借用“安息日”这个名词,它似乎比“休息日”要好,因为说到“休息日”,就好像工作才是正经,休息只是停下来喘一口气,而“安息日”就有点妥妥的“安住于此”的意思。
有人会说,休息就是休闲,它不是为了工作,也不需要什么祝福和圣洁的含义。在后现代的今天,这话听起来也没错。可是,大约五十年前,鲍德里亚就说,“没有人需要休闲,但是大家都被要求证明他们不受生产性劳动的束缚。因而,休闲并非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消费社会》)这个洞见大概来源于一百多年前的凡勃伦的说法:“有闲之所以可贵,有闲之所以必不可少,部分是由于它表明了对贱役的绝无沾染。”(《有闲阶级论》)
无怪乎“休闲”总是跟有意无意的“炫耀性消费”沾在一起。且看今日之朋友圈里晒的吃喝玩乐,大体如此。各种休闲,归根到底,都是一种消费,也都是整个社会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因为唯有消费,才能保证生产得以继续运行。换句话说,以吃喝玩乐为主的所谓休闲,无论是购买、消耗,还是在现场或终端参与、体验,仍然运行于生产的轨道,并没有切入真正的生活/生命的含义。那些以“吃货”和“剁手党”自命还自鸣得意的人,除了吃吃吃、买买买之外,还有没有时间用于个人的、更有灵性的精神生活?
为什么要证明自己“不受生产性劳动的束缚”?为什么会有炫耀性消费?自从有了社会分工,很快就有了贵贱之分。“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左传》),生产性劳动社会地位低下,普天之下皆然。现代社会倡导民主平等公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可是,现代社会有很多工作恰恰是非人格化的,在这一个工作岗位上的人只要完成这一部分操作就好了。你每天接触各色人等,可是很多人并不关心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正如我不需要了解刚才给我打针的那位护士的感情生活,她的快乐和痛苦似乎都与我无关。就算解除各种历史的、制度的、文化的局限,现代社会的工作模式也注定会把人变成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坏了就换一颗。无论在工作之中,还是在工作之外,“做回你自己”,都是一个难题。
凡此种种,赫舍尔一言以蔽之曰:“劳动而无尊严,此乃痛苦之因。休息而无灵性,则是堕落之源。”(29页)非人格化,就是隐性的无尊严,而广义上的堕落,也包括——毋宁说,主要是指——“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
如此,安息日的要义在于对统治一切的资本和权力的逻辑按下PAUSE键,以便找回属于每个人的尊严和灵性。它有它自己的目的,并非为工作日而设立。就算我们没有办法随意选择或变换工作,至少我们还可以自主安排自己的安息日。
《安息日的真谛》英文版

犹太教徒在安息日停止所有工作,连工作的念头也不能有,在家也不点火做饭,有的人甚至连开灯这样的动作都不做。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真的什么也不做,有如佛教翻来覆去说的“空”和“无”,并非按下DELETE键,彻底抹煞、消除。一个正常人,要求他或她一整天里什么也不做,这简直违背人性,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就算终日静坐,沉思冥想,也是一种行为。很久以前,我奶奶说,“做人”就是要“做”的。后一个“做”,原本是指劳作,也不妨扩大到各种行为、动作。而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也可以转化为每一个当下之机,在“to do, or not to do”之间作出抉择的问题,换言之,做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做(to be yourself is to do yourself)。
赫舍尔说,安息日是一种操练。显然,那可不是什么都不做。只不过,他专指生产劳动之外的操练。“劳动是技术,完美的安息则是艺术,是身体、心灵、创造力和谐一致的成果……第七日便是我们以灵魂、喜乐、谨言自持的操练。”(25页)这是一种特殊的艺术。跟大多数艺术一样,它不要求禁欲、苦行,而是享受身心的愉悦。如此,安息日并不拒斥肉身,只是要求灵性保持觉醒状态。“安息日要求人们全然的关注,以全部的爱来事奉,并专心致志地奉献。”(28页)因为专注,从而“进入另一种气氛中,在其间,宛若一切事物都变得有所不同”(33页)。好比小孩子专注观察地上的一条毛毛虫,沉浸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完全不同于他身边的大人所在的世界。
这种操练、专注,以及由此而来的气氛,全都近乎游戏。安息日的操练不同于生产劳动,纯粹的游戏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同时,跟安息日的操练一样,游戏不是乱来,要有规则,要求全身心投入。席勒曾经给游戏下了一个相当完善的定义:“游戏这个名词通常说明凡是在主观和客观方面都不是偶然同时又不受外在和内在强迫的事物。”他还提出这样的命题:“只有当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席勒:《美育书简》,徐恒醇译)如此理解游戏,才能理解黑塞的《荒原狼》的主人公最后的感悟:“我总有一天会更好地学会玩这人生游戏。”有意思的是,引领他得到这一感悟的是莫扎特,而音乐正是在时间中展开的游戏。回过来说,安息日的操练也应作如是观。
现如今,游戏也变成了庞大的产业。在有些地方,赌博,作为游戏的异化或变种,成了一项支柱产业。很多游戏借助于信息传播,吞噬玩家的时间和金钱。倘若席勒再世,看到这番景象,一定倒吸一口冷气:游戏居然成了一个害人的坑。这时候,赫舍尔会拍拍他的肩膀说:还好,我们有安息日。
不管有没有圣洁的宗教含义,安息日要求调整身心、保持灵性觉醒的精神特质,足以裨益众生。安息日的操练或游戏,也可以说是一种创造,而且是人人皆可为的创造,那就是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创造自我。安排自己的安息日,安排精神操练和游戏,说起来是放下工作,脱离生产劳动,但是,这不是逃避,而是超越。
赫舍尔

赫舍尔说:“犹太人的信仰并非抽离此世,而是蕴于此世之内并超乎此世之上。这信仰并不拒绝文明,而是胜过它。安息日这日子让我们学习胜过文明的艺术。”(41页)这里的“文明”特指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它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好处。身为犹太人的马克思曾经以史诗般的语言给予高度的肯定,而他的主要工作则是剖析、诊断并治疗它与生俱来的弊病,最终改造整个世界。赫舍尔没有那么激进。他所说的“胜过文明”,并未致力于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这会让我们想起维特根斯坦的至理名言:要让世界变好一点,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自己变好一点。
然而,汲汲于社会进步的人会问,这是不是有点消极?也许是吧。不过,改变世界从来就不是宗教的使命,也不是赫舍尔承担的责任。那是马克思在二十七岁就认准了要干的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稍后,马克思还有过设想,未来的工作状态是这样的画面:“……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简直是把工作当作业余爱好,当作游戏。这是理想的工作状态吗?也许是吧。这会让我们想起传说中的波西米亚人:他们天生对谋生不感兴趣,一门心思只做自己喜欢的、看起来不切实际的事情;他们混迹于大学校园周边,或者类似“画家村”或创意园区的地方,倒卖一些文艺青年特别中意的玩意儿;如果是做手艺活,他们也更像艺术家,而不是工匠;他们制作和出售的东西没有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工作和生活都不固定,动不动就来个休假或“生活在别处”。
很多人的内心都住着一个波西米亚人,因为人的天性更喜欢游戏,而不是工作。经常有人以实际行动推翻经济学家的“理性人”假设。比如,按照经济学家的想法,梅西不踢球、不训练的时候,也应该让别人给他家修剪草坪,而他自己则用这些时间去拍广告,但是,也许他更愿意不拍广告,而是自己修草坪,或者去玩他所热爱的拳击。
可以想见,随着机器人日益接手人类的工作,总体而言,人类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时间会越来越少,有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业余爱好和游戏。那么,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人类从竞赛、斗争走向协调、合作,最终会使马克思的设想成为现实,工作和业余爱好合为一体吗?到了那时候,是不是犹太教也会不再强调安息日停止一切劳作呢?——当然,这一切都只是设想,或许,也并不遥远。
赫舍尔似乎把工作日与安息日对立起来,把两者的关系搞得有点僵,这让我期期以为不然。因为,我们知道,老早就有人把日常的劳作也视为肉身和灵性的双重操练,比如,儒家的洒扫应对,禅宗的挑水砍柴,道家的渔樵耕读。这些都可以说是正面意义上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费瑟斯通提出的、在中国学界引起广泛争议的命题。这里就不多说了)。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吟诵起荷尔德林的诗句:
    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孙周兴译)
所有人都可以是诗人。所有人都有可能一边从事日常的劳作,一边过着自己想要的诗意的、而不仅仅是适意的生活。不仅如此,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特殊的“工作狂”,对他们来说,努力工作简直就是及时行乐。九十多岁的老头黄永玉曾经列数他想要完成的工作,然后来了一句,“看来一百岁之前是没时间玩了”。这与其说是叹苦经,不如说是炫耀,比那些在微博和朋友圈里晒吃喝玩乐的格调高一百倍。他可真会炫耀。
赫舍尔与马丁·路德·金

子贡有一次发牢骚:学习太累了,我要休学,去干点别的。孔子对他谆谆告诫了一番,大意就是:你想干啥呢?干啥不累呢?人啊,只有死了才有得舒坦。(《孔子集语》卷一)
不过,这意思可不是后来诸葛亮说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那太苦哈哈了,绝对不是孔子的风格。两者的境界差太远了。虽然孔老师大半辈子颠沛流离,累累如丧家之狗,可是,翻开《论语》,我们看到的是这也不亦乐乎,那也不亦悦乎。这,一般人真做不到。
我们知道,孔子通常不谈死后的事情:“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这辈子的事情还忙不过来呢,哪有空啊?死后的事情,交给宗教(在中国,主要交给道教)。
犹太教关注来世,关注拯救,关注永恒。这些关注也全都灌注于安息日。赫舍尔说:“安息日就是来世的一个例证。”(101页)或者说,它是“永恒的样本”(103页)。此话怎讲?他说:“除非一个人可以在尚存此生之时,便学会品尝安息日,除非他可以初步懂得怎么评估永生的价值,否则他将无法在来世享受永恒的滋味。”(102页)
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赫舍尔说安息日是一种操练。操练什么?操练死亡。
这是西方文化的遗传基因之一。西方先哲从一开始就大谈特谈灵魂、永恒。苏格拉底把古希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讨论生活问题。可是,他不事产业,总是操心灵魂问题。在他看来,所有哲学论辩最终还是为死亡做准备。
为死亡做准备,乃是让人警醒,时时刻刻关注当下的生命状态。拒绝接受任何来世和救赎等宗教观念的尼采,提出了一个“永恒轮回”的命题,其中隐含着一个严峻的考问:你愿意让你当下的生命状态重复再来无数次吗?我们大概都看到过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一个月,你想怎么过?你还会愿意做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吗?可是,我们是不是时不时的,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想过这个问题?
也许,这是一个过于残酷抑或奢侈的问题。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然而,“向死而生”绝不只是哲学家的空想,而是所有人的真实情形。更何况,人生无常,那些想用青春赌明天,在实现“财务自由”之后过上美好生活的人,多半会落空。“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已然太晚了。
《周易·系辞传》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由此开出中华文化之种种精华,光辉璀璨。随之而来的弊端,则是容易走向苟且求生,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固然需要余华来写艰难的“活着”,也需要史铁生和阎连科——也大有必要借鉴东洋西洋——来跟我们谈论疾病和死亡,学习怎么样跟它们友好相处。那些迷恋于“他好我也好”的人,大概无暇顾及流传在民间的观念:死得好才是真的好。兹事体大,每个人,尤其是在进入中年之后,都要及早做好准备。
赫舍尔在最后一个安息日,与家人和许多朋友共享了一顿美好的晚餐,饭后有人朗读他年轻时写的诗篇。当晚入睡后,他再也没有醒来。在犹太传统里,在安息日过世是一个虔诚的人配得的礼物。如此,赫舍尔真正领悟了、践行了安息日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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