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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作人沦陷时期的一篇重要访谈
  • 时间:2018-09-23

最近,偶尔翻阅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吴岩短篇小说集《株守》,阅读同名小说《株守》时,赫然发现这么一段话:
真是活见鬼,今天有一位老同学不远千里而对我游说了。他一进门就用“幽默”的口吻报告道:“老X,我落水了!”。面孔上贼忒嘻嘻的,仿佛说的是别人的事。接着又把脸色一变,辩解道:“其实我们这种算什么汉奸,卖国轮不到我们这种小公务员。我们是‘汉饭’,老老实实是为了要吃饭,要生活。我不当公务员就不能活!我们几个公务员说过一个笑话:我们也是抗战派,我们吃敌伪的饭,拿敌伪的钱,我们是在经济上进行消耗战。老X,你不要小看这笑话,至少有三分道理呢!”。给自己点了一支烟他引经据典地说到了周作人,“我倒很佩服他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这种人固然很糟,可是假使我们不出来做事,还有比我们更糟的人要出来做的。”你看到这几句话吗?是对一个记者发表的谈话,登在《中华日报》上的。你看他说得多坦白多中肯!

吴岩著作《株守》(1948)谈及周作人为自己落水的辩解
关于周作人落水自辩问题,这些年探讨为文者颇多,论者多半会援引《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 1960-1966》(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中周作人1964年7月18日致鲍耀明的信。周作人在信中自辩说:
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后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人出来,少一点反动行为也。
和《株守》中周的话“我们这种人固然很糟,可是假使我们不出来做事,还有比我们更糟的人要出来做的”相比,表达方式虽然不一样,但意思大体一致,当然,小说中的文字更通俗,更大众化一些。然而,小说《株守》虽然经历了初刊(1946年《文艺复兴》第四期)、收入文集(1948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同名小说集)、再版(1983年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轭下集》),书中周作人自辩这么重要的材料(且早于周致鲍信中的自辩十八年,早于此信的公开当然更早),迄今没有被论者注意到,也未见任何人引用。究其原因,可能和抗战初期开始文学创作、本名孙家晋的吴岩(1918-2000),1949年后长期在上海从事文学翻译(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与文学创作疏离、与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隔膜有关。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有论者注意到《株守》中的文字,不过,只是视其为小说家言,没有当真,更没有去查实。
不过,我阅读之后当真了。自然,“当真”这两个字敲进电脑里去,一秒的时间都不用,但要从没有全文索引、浩如烟海的沦陷时期上海汪伪政权机关报《中华日报》里找到周作人对记者的这么一篇谈话,那可真是好比大海捞针,殊非易事。当然,再不容易,这枚大海中的针,还是有幸被我捞到了。其中辛苦,不必多说,还是言归正传,周作人是何时何地对记者说的上述这番话,又刊登在《中华日报》上的呢?
薛慧子《北国纵横记——和周作人一席谈》,刊于1942年11月24日《中华日报》
1942年11月23日,《中华日报》开始连载薛慧子的《北国纵横记》,这是薛同年10月“奉命”随同汪伪政府首脑汪精卫“北巡”系列文章的第二部分。此前几天,薛慧子还在《中华日报》连载过《主席北巡历程》,为汪精卫“出巡”华北大肆吹捧。刊登在11月24日《中华日报》第二版上的《北国纵横记(二)》,是他在北平采访周作人的记录《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这篇并没有注明日期的对周作人的访谈,不但涉及周作人对落水的自辩、对当时中日关系的表态,还罕见地透露了周作人对自己和鲁迅“做人写文”上的态度,虽然每个问题着墨不多,却是研究周作人心态的珍贵史料。遗憾的是,这么一篇重要的访谈文字,竟然在故纸堆里蒙尘大半个世纪,未见于任何周作人的研究论文或专著,也未见其年表(年谱)、传记提及。
周作人的“幽默”
《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一文中,周作人对自己出任伪职辩解,是以幽默的方式表达的:
从写文章说到做官,他说得很幽默:“这并非什么官兴勃发,实在的,我们这种人很糟,但,如果不做吧,恐怕还有更糟的人来做”。
薛慧子对此的评价是:“淡淡的一笑,寄沉痛于悠闲。”
薛文中引用的周作人自辩语,和小说《株守》中周作人的话,表述基本一致,行文略有差别,由此可见,沦陷时期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和创作的吴岩,当年肯定是注意到《中华日报》上薛慧子对周作人的这篇访谈,且留下深刻印象,并在日后的创作中靠记忆加以引用的。
访谈中,周作人为自己辩解时,还称胡适在“七七事变”前和他说的一番为什么中国人要坚持抗战的原因:因为打败了,犹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荣;而坚持和平的话,和不了就要容易给人唾骂。
一般认为,“七七事变”之前,胡适坚持的是“主战亦主和的双管齐下的思想”(胡慧娥《胡适抗战思想新探》,《长沙大学学报》 2017年第1期,页58-63),周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抑或只是周为自己辩白的一种手法,恕我孤陋寡闻。如果确实有,不知胡适是在什么场合和周谈及抗战之事,是否留有书面文字,希望知情者不吝赐教。
此外,《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值得注意的另一点,就是周作人罕见地提及了鲁迅:
我与鲁迅,从小都在寒苦中生长;做人写文,不过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薛慧子说,这是“作人先生最后很恳切地自我解释”。我们知道,自从周氏兄弟1923年失和不再来往后,周作人在1949年前极少谈及鲁迅,遑论把自己和乃兄在“做人和写文”方面对比。在落水之后,他“很恳切地自我解释”自己和鲁迅只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是颇耐人寻味的。
薛慧子在文章中,吹捧周是“日本通”,其知己知彼的卓见,日本人也肃然起敬,并借周口说“要促进全面和平,日本也要负起一半责任”。
从题词推断访谈时间
在此文中,还附录了周作人给薛慧子的题词:
爱中国必须兼爱东亚爱中国亦即可以爱东亚 慧子先生嘱书
卅一年十月廿五。作人
薛慧子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本未注明访谈时间,好在这段题词的落款时间,提供了线索。薛慧子在文中提及,“这次第一天向他索书,第二天专诚去访问,这题字竟蒙他一迳寄到南京去了”。
查《周作人年谱 1885-1967》(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00年4月),1942年10月25日有如下记载:
同在北京的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及王揖唐、王荫泰、殷同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诸汉奸赴机场迎接为出席1942年度伪新民会全体联合协议会,由南京专程飞抵北平的汪精卫、褚民谊、梅思平等人。
晚,往外交大楼,参加王揖唐为汪精卫等举行的招待宴。同座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诸汉奸。
上述薛慧子所言“这次第一天”,自然就是10月25日,可以推断薛作为随行记者陪同汪精卫抵达北平,而接机者里就有周作人。按照薛的说法,他和周此前在去日本中转时曾在新京(长春)见过面,这次再度做揖,自然算是熟人了,因此,薛抽了个机会向周“求书”。令薛意外的是,他第二天(10月26日)前往“门口有几位壮汉守卫”的八道湾十一号访问周作人时,“这题字竟蒙他一迳寄到南京去了”。从题字落款“十月二十五日”看,周作人是薛求书当天,虽然行程非常忙碌,仍然抽空写成,而且当即寄去了南京。对一名年轻记者(薛出生于1914年,当时还不到三十岁),周的表现不免太过殷勤。当然,鉴于薛慧子是汪精卫的随行记者(甚至当年有传言不少汪精卫的演说词都是薛慧子草拟),周的行为也就好理解了,尤其题词所谓“爱中国必须兼爱东亚”,更迎合了当时日伪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图谋。
再查《周作人年谱 1885-1967》,周作人10月26日的行程也十分紧凑:
上午,往北京大学医学院,赴医学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
下午,赴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为汪精卫举行的招待宴会。同座有伪华北政务委员会诸汉奸。
由此推断,薛慧子前往八道湾十一号拜访周作人,应该是26日晚,否则,很难有充裕的时间“主宾对坐,随便谈谈”。薛文虽然没有提及具体时间,但对周作人“寒斋”不寒用“火炉很旺”四字描述,还是依稀透露出晚间的气息来,毕竟只有天暗才能衬托出火旺来。当然,这只是我的判断,但无论早中晚,薛周访谈在10月26日进行,则是毫无疑义的了。
薛慧子认为周作人为文有“谈言微中”的妙处,但他又指出:
年青的叫嚣的读者,对这妙处决不能领略得,把他一笔抹杀,看做“玩物丧志,无补时艰”的时代落伍者,思想反叛者,这是“冤狱”,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给他一个翻案。
这段文字,不由让我联想到一年后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上发生的,针对周作人的“扫荡反动老作家”风波。看来,对周作人的“抹杀”其来有自。此处不赘。
收入《文坛史料》一书的薛慧子《周作人先生近作》,最初发表于1943年3月10日《中华日报·中华副刊》
顺便说一句,薛慧子一年后曾在《中华日报》发表过一篇《周作人先生近作》,因被收入杨之华所编《文坛史料》(中华日报社 , 1944年1月)而知者甚多,六十年后还被收录进《回望周作人:其文其书》(孙郁、黄乔生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 2004年4月)一书。事实上,从现在看来,这篇发表在“中华副刊”上的文章的重要性,远逊于刊登在《中华日报》新闻版里的《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的史料价值。毕竟,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
《文化汉奸逃亡薛慧子被遭通缉》,刊于1946年7月24日《罗宾汉》
章克标回忆录中的薛慧子
走笔至此,这么重要的历史文献自然是不能“专美”的,特整理出来,个别字迹漫漶,实在无法辨认者,以£标识出来,如有其他错误,恳请高明赐教。至于籍贯为江苏无锡的薛慧子,又名薛白雪,苏州美专毕业,沦陷时间曾担任过汪伪“中央社”特派记者、《中华日报》通讯主任,日本投降后,曾被作为文化汉奸遭通缉(当年小报报道甚多),但似乎一直没有归案,还有投奔郝鹏举麾下之说。章克标在回忆录《世纪挥手:百岁老人章克标自传》(海天出版社 , 1999年7月)中说,1947年暑假(或1948年)他曾应邀去台湾参与《平言日报》的创办,同去的有薛慧子及王予,“是‘后汉’时代在金陵和姑苏相交往认识的文字同道”,并称薛“活动能力很强”。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薛慧子在香港从事新闻工作,在《真报》发表文章时用过“斯人”这个笔名,1957年6月曾和徐訏等人以香港新闻文化界人士的名义访问台湾,还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后来改名薛慧山,定居台湾,成为知名的书画家及书画评论家。
附录
北国纵横记(二):苦茶庵·周作人一席谈
以前,印象是如此:作人先生是鲁迅先生的胞弟,昆仲之间的“作风”迥然不同,一个是咆哮嗔怒的战士,一个似乎是温雅言笑的隐士,“一母生九龙”,甚矣同胞性格之异也。
但是,这一次的会谈,我对于他这个人的理解,竟胜于读他十年书。
见面倒不止一次了,上次,£东京在新京,这次在北平,都曾与他做过揖,举止彬彬有礼,说话老是低声下气,走起路来有些卧龙山人风度。这次第一天向他索书,第二天专诚去访问,这题字竟蒙他一迳寄到南京去了。
冒着寒风,寻到八道湾十一号,门面很堂皇,有几条壮汉守卫着,怕是弄错了地方,一问,还好,像主人一样的谦和迎接入内。
走入西屋客厅,布置整齐雅洁,墙上粉饰一新,沙发也是新的,却并不见到古色古香,就是北平人家照例的古董陈设也没有,在文章里,久已知其名为“苦雨斋”“苦茶庵”,因记得先生有诗曰:“且到寒斋吃苦茶”。但,这寒斋,并不寒,火炉很旺,决非想像中的纸窗茅屋,淡淡的一盏茶,也并不怎么苦,如果是这样的所谓苦寒,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也愿处。
作人先生不久就缓步而来。主宾对坐,随便谈谈。
说实话,在过去血气方刚,年少气盛的时代,爱看鲁迅先生作品,而对作人先生作品,迄不感到兴趣。这一点,他在近作《药味集序》上也说:“拙文貌似闲适,往往误人, 唯一二旧友知其苦味,”现在他又重新提起,自认其作品不为一般青年所喜,只适合于中年人的口味,“不自讳言其苦”。但,我自己未届中年,已伤哀乐,读其作品,却渐渐理解与爱好起来。犹如吃茶,苦茶的滋味,愈吃愈有味。
从写文章说到做官,他说得很幽默:“这并非什么官兴勃发,实在的,我们这种人很糟,但,如果不做吧,恐怕还有更糟的人来做”。
淡淡的一笑,寄沉痛于悠闲。谈到中日问题,竟滔滔不绝的发表了许多惊人的议论,开口说:
“……七七事变前夕,胡适之先生和我说:中日一定要打,打仗无法避免,非打不可,为什么?打败了,犹可博得民族英雄的光荣,和平呢?和不了就要容易给人唾骂。所以,至今一般人坚持抗战,而不肯言和,还是抱着这样的观念而已。……”
其次,说到要促进全面和平,日本也要负起一半责任。其实,如果,说中国真有“日本通”其人,周先生应该引人一席地,其知己知彼的卓见,有谁个日本人不为之肃然敬佩呢?
微言欣其知之为诲,
道心恻于人不胜天,
这是废名赠给他的一幅联,可作为他全人格的表现,世界在周先生的眼中是何等平凡渺小呀!在他的文章里,谈话里,无不含有一种苦味,正有“谈言微中”的妙处。但是,年青的叫嚣的读者,对这妙处决不能领略得,把他一笔抹杀,看做“玩物丧志,无补时艰”的时代落伍者,思想反叛者,这是“冤狱”,我相信总有一天会给他一个翻案。
“……我与鲁迅,从小都在寒苦中生长;做人写文,不过是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作人先生最后很恳切地自我解释。临行,他还殷殷垂询上海文化人的近况,如通信而未见过面陶亢德诸君。他的一席议论,说得警辟透彻,使人感动,暂时却不便发表,总之,此次他给我的印象是,正与大多数的北平人一样,这人你听他潇洒自在他固然开心,但前面有了风暴的时候他也照样开心。
英国温源宁对于作人先生的结论是:
“风暴!提起这两个字我们就想到海,提起海就想到船,命运的播弄真是奇巧,小品文家的周先生从前竟是一个海军学校学生!但实在讲起来,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还有什么比一艘乘风破浪的铁甲舰更温雅的呢?是的,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与温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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