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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假如历史给我们机会
  • 时间:2018-12-04
刚看到“新民主主义”这个词,仿佛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高考时,那时对这个概念认识得最强烈、最清晰,所依据的,是政治和历史的课本。之后,对其印象基本被滚滚红尘和商业大潮所淹没。直到看到张木生所著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记忆才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原点。
 
  张木生对我们目前社会的文化历史观充满忧虑,写出了洋洋数十万言关于价值观的反思,光这份执著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就令人肃然起敬。
 
  书中提到,中国目前应该回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新中国,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社会矛盾相对平缓,人民群众干劲冲天。相对于近年来腐败猖獗、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拆迁如同战争、物价如同火箭的民生现实,张木生认为应该建立工会和农会,与资本方进行谈判,而党和政府则可以担当裁判员的角色。如果先前就如此实施,社会矛盾势必不会激化到今天这个地步,贫富差距也不至于到了影响稳定的程度。因为,这一切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并未发生,而那时的中国,则是各利益群体都能大致满意的年代。
 
  然而,50年代“一五计划”的良好势头为何未能延续?仅仅是领袖的判断出现了问题?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工人农民需要通过生产来改善生活,资本家在战乱结束后能获得稳定收益,也愿意拿出部分利润分享给工人总比被兵痞抢了去的好吧。于是,双方的矛盾被搁置,都需要时间来休养生息,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冲突,这一点,和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建设有着类似之处。
 
  然而,时间一长,资本的逐利天性和权力的寻租本能相继迸发,权钱勾结几乎在一夜之间遍及中国所以,“三反”之后又是“五反”,《论十大关系》之后又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即便如此,当时的工会和农会也未能和政府、资本家达成一个共识,反倒是官员纷纷因为腐败而落马,工会、农会停留在喊口号的阶段。痛定思痛之后,出于“改造文化历史观”的需要,领袖提出了“狠斗私字一闪念”的道德高度,希望以“吾日三省吾身”的方式,彻底革除掉私心杂念、封建陋习。而其结果,私心没有了,社会的发展也停滞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
 
  所以,新民主主义是历史产物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党内也曾有人提出回到“一五”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方式,但小平同志却在反对极左的“两个凡是”和极右的“全盘西化”的同时,坚持改革和创新,通过特区模式、引进外资、开放搞活等一系列新的政策使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关于“一五”和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过渡政策,他老人家是亲历亲为者,之所以不走老路,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不走老路,并不意味着忘记历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民主主义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兼顾了当时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而目前中国的现状,则不是这四类人群的利益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当下的格局是跨国资本和垄断国企越来越强势、争夺越来越激烈的结果外企垄断着信息、技术、资本,国企垄断着土地、资源、产业政策,随着被垄断的东西价格越来越高,劳动力的价值自然也就越来越低,物贵人贱、背景重于能力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正是在这两大巨头的PK之下,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为了弱势群体。中产阶层停滞和瓦解的危险,也是在一线之间。而要破解这种经济上的“冷战”局面,仅仅依靠新民主主义的工会、农会显然不够,需要超越前人的智慧,才能开创21世纪中国的“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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